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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学术交流项目报告摘要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许亮
2013/04/15

项目交流时间:20127月中旬至8月底

项目交流国家:南非

 

  南非华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纪中后期。华人大规模移居南非在历史上则主要有三次。第一次19041907年间,英国为了发展德兰士瓦殖民地(Transvaal)的金矿从中国北方的山东、河北等地招募了6万多名契约劳工。这些契约劳工在契约结束时大多都被遣返回中国,只有一小部分选择留在了南非。第二次是1980年代中期,南非遭受国际社会的全面经济制裁,同为国际社会“弃儿”的台湾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与南非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南非白人政府以优厚的政府补贴吸引大批台湾企业家来南非办厂(以纺织行业为主)。据估计,在南非的台湾人总数曾一度高达3万余人,但目前仅剩约6千人。第三次是从90年代初开始至今的大陆籍华人移民潮。据估计,目前南非华人约有4050万之众,其中以福建人为主。本文选取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西罗町(Cyrildene)唐人街和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新堡市(Newcastle)的华人纺织企业为两个典型案例,分析南非华人的经济活动以及华人与南非当地社会的融合。

  西罗町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唐人街,在短短15年间已经发展成拥有160家商铺,上万人聚居的生活区域。然而,年轻的西罗町唐人街还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从内部因素上看,唐人街管理委员会在统筹资源、长远规划和规范化管理方面存在较大挑战。初到唐人街,局外人常会惊讶于林林总总的各式同乡会和商会。在南非成立同乡会和商会,不单是为在这里的同胞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侨领们对接国内和使领馆资源的重要渠道。因此,同乡会和商会如此庞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同乡会和商会领袖们之间利益不统一各立门户所致。在唐人街发展和长远规划上,这种利益不统一也有体现。西罗町唐人街的牌楼工程就是一个典型,在资金募集和施工上久而不决,进展缓慢。虽然唐人街从成立至今,在协调商户利益和改善西罗町治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在卫生保洁、街道拥堵、偷税漏税、地下钱庄、非法雇工、违章建筑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隐患。如果唐人街在外人眼里仍然停留在“脏、乱、差”的印象中,那么唐人街离真正的发展还相距甚远。从外部因素上看,约堡市议会的部分议员和部分约堡市居民(特别是西罗町周边居民)对西罗町唐人街的反对也是唐人街进一步发展必需应对的挑战。这种反对意见大致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觉得唐人街脏乱,拥堵不堪,且犯罪频发;二是希望保留这一地区的历史传统,不愿意看见华人变更这里建筑的原样,特别是华人经常不经批准私自加高或增大原有建筑空间的做法令当地政府和居民非常反感;三是以南非是彩虹国度不搞地方主义为由反对唐人街的存在;四是2005年前后,唐人街内妓院盛行,以致白人和黑人来排队消费,社会影响极差;五是华人商铺绝大多数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因此,在唐人街牌楼建设过程中,从市议会到地方居民都给予了唐人街很大压力。到目前为止,西罗町的发展项目都是自筹资本,不要求约堡市的财政资助,约堡市政府有理由帮助唐人街的发展,使其成为当地著名的观光旅游胜地。西罗町必须进入约堡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让唐人街的发展成为华人和南非当地政府双赢的结局。

  新堡的华人纺织业之所以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缘于2010年和2011年的最低工资谈判和企业主关门罢工事件。传统观点认为矛盾实质在于华人企业家以利润低为由拒绝工会和劳资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最低工资要求,反映了外籍雇主与南非黑人工人的利益冲突。本文认为这一系列纠纷背后反映了三大制度性问题。首先是南非政府从国家层面缺乏明晰的产业和就业政策。研究表明,南非政府目前的就业政策项目繁多,一部分政策旨在创造数目较少的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就业岗位,另一部分则是以创造临时性就业为宗旨的项目,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并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并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非的失业问题。其次是劳资谈判委员会内的代表性问题。几乎所有华人纺织厂主所认为目前纺织业劳资谈判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目前的劳资谈判委员会更有利于大型企业的垄断。只有大企业会有条件聘请专业的律师,根据劳工法来与劳方谈判。比如委员会中最大的雇主代表AMSAApparel Manufacturers of South Africa)公司的便是属于这类情况。大型纺织企业多数来自开普地区,其生活水平和平均工资远在新堡市所在的纳塔尔省之上。片面接受他们与工会的工资定价对于新堡华人工厂而言有些不切实际。第三,这场工资纠纷也从根上上反映了南非土地改革所面临的难题。1970年代台湾以及1980/90 年代中国大陆能在乡镇和农村地区顺利实现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的土地改革,进而实现“没有剥夺土地的工业化”。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他们工厂工资以外的“社会工资”(social wage),不仅能提供居所而且土地的出产也可供给生活所需。而在南非,这种“社会工资”并不存在。南非土改陷入僵局,向黑人归还土地的进程极为缓慢。如果在这方面找不到出路,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南非纺织业的衰败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南非华人的现状表明,华人群体必须有效地参与和南非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对话,否则华人社区在彩虹国度中仍将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从服务南非华人以及促进中南关系健康发展的角度而言,本文建议相关部门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工作。首先,应该鼓励华人的政治参与。台湾人在政治参与上已小有成就,如国会议员陈阡蕙、国会议会黄士豪(Charlie Huang)、曾任约堡市议员的Alex Liu都是正面的典型。相比之下,大陆人目前仍然是止步于政治。其次,我们也需要鼓励华商践行企业和商人的社会责任。应该说,南非的华商在捐赠和慈善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深得当地社会认可的工作,但是从约堡到新堡,华商逃税行为众所周知。合法纳税与对政府的问责是对等的,当华商群体集体逃税时,我们又有何理由要求南非政府来保护华商的利益呢?第三,加强中国银行海外分行对中国商人的金融服务。由于南非银行手续费高昂,多数中国商户都通过非法渠道将经营所得汇向国内。这种做法一方面是规避高昂的银行手续费,同时也是方便其偷税。如果在南非的中国银行能在融资、汇款等方面为南非华商提供更价廉优质的服务,一方面可以减小商户使用地下钱庄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汇款的透明度,更有效地劝说华商按经营所得适度缴税。第四,应该整合华人社团力量。前文提及唐人街各式同乡会和商会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新堡地区亦如此,新堡的华人商会与华人纺织协会两大组织也存在类似的竞争。第五,外交部与公安、司法机构应该加强协调,并且与南非相关部门深化合作,加强对南非中国公民的犯罪的管治,特别是近期猖獗的鲍鱼走私、象牙走私以及军火走私,极坏地影响了中国以及华人在南非的形象。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将南非约堡警民中心的成功经验推广至更大范围,通过合法手段对在南非境内犯法的中国公民进行惩治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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