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经济外交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工具创新

来源:外交学院刘曙光 郭宏宇 崔绍忠 发布:2013-04-16

  非洲是我国传统的友好地区,也是我国外交的战略后方[①]。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与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强化。2006年初,我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将中非关系定位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这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重大战略共识,标志着中非合作进入新的阶段。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对非援助的领域与规模不断增加,非洲与西方国家经历着政治动荡与金融危机,新的困难与机遇不断出现,如何在新形势下推动中非互利合作成为我国对非经济外交的关键性问题。目前,非洲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发展,为获得发展所需的良好外部环境,非洲需要打破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不利分工格局,改变长期严重依赖外援的局面;为突破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非洲需要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并增加就业机会;为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非洲需要发展新兴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由于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怀有强烈发展愿望的非洲必然会加强与我国的合作。同样,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非洲,为打破西方国家所建立的旧经济秩序,我国必须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为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我国的作用,我国也必须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这就为中非大力开展经济外交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尤其在发达国家重新重视非洲、新兴国家纷纷走进非洲的新形势下,我国应该比以往更加重视对非经济外交工作。本课题旨在对当前的中国对非经济外交工作进行全面研究和梳理,探讨面临的问题与机遇,力求提出务实的政策建议,进一步推动中非互利合作。

  一、我国对非经济外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一)我国对非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从单一目标到多元目标

  经济外交是一国外交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以经济活动为手段的外交活动和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前者以对外援助为典型,后者包括促成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合作项目、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外交活动。[1] 就此而言,经济外交的目标可以是多元化的。从经济外交目标的演变,可以将建国以来我国对非经济外交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是1949-1954年,是无经济外交目标时期。这一时期的中非经贸关系主要是自发的民间贸易往来,不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也不存在特定的外交诉求。

  第二阶段是1955-1979年,这一阶段的对非经济外交主要是追求政治目标。援助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交往的主要内容,贸易则很少,且几乎不存在投资。国家层面经济交往的主要目标为促进或巩固政治同盟,主要表现为因共同反抗西方霸权,争取独立自主的政治诉求而提供的经济援助。即使援助规模在后期所有调整,也主要是为与我国国力相匹配,而非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

  第三阶段是1980-1999年,这一阶段的政治目标逐渐弱化,经济目标逐渐显现。尽管1980-1989年、1990-1999年这两个时期中非贸易关系存在较大变化,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共同指导思想是务实外交。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中非贸易不再完全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将援助与投资、贸易和其他互利合作相结合;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潜在冲突开始出现。因此,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冲突进行协调逐渐成为对非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

  第四阶段是2000年至今,是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并重的时期。由于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印度、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均将非洲作为重要外交对象,所以经济交往既要着眼于促进我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又要适度保护我国在非洲经贸活动的安全与顺利开展。这就使得我国对非经济外交不再局限于单一目标,而是形成经济、政治目标兼顾的多目标的复杂体系。多重目标的经济外交适应当前的全球经济外交格局,但是,也提高了经济外交工作的难度。

  (二)经济外交目标变化表现之一:对非援助思路与机制变革

  对非经济外交最突出的特点,是援助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经济外交目标变化的直接表现,1949年以来的我国对非援助思路发生多次转变。[③]

  尽管是追求单一的政治目标,但是1955-1979年的对非援助思路仍有所变化。1955-1963年,主要是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力求使受援国经济力量加强,实现自力更生。1964-1970年,主要是争取“第一中间地带”的支持,形成我国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依托。1971-1974年,主要是以援助促建交。1975-1979年,主要是强调量力而行和互利互惠。随着逐渐注重经济目标,1980-1999年的对非援助思路也转向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其中,1980-1994年,主要是立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更加突出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力求顺应国际形势,支持国内的经济改革。1995-1999,主要是贯彻“大经贸战略”的思想,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随着经济外交目标的多元化,援助与贸易、投资的联系进一步增强。2000年至今,对非援助的主要思路是推动中国与非洲在各领域的全面互利合作。

  对非援助思路的变化进一步带来对非洲的援助机制的变化。单一的政治目标导致忽视对非援助的成本。1955-1979年,对非援助基本不考虑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的配比。1955-1974年,我国的对非援助主要是算“政治账”,采取不计成本的无偿援助方式。1975-1979年,原有的无偿援助改为收取一定的成本费,但是援助仍具有独立性,与中非经贸往来没有直接的联系。经济目标的引入要求改变之前忽视成本的援助机制,1980-1999年,随着中非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对非援助形式逐渐丰富,合资经营、租赁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不断被引入对非援助之中。当前的多元目标带来援助机制的进一步创新,2000年至2012年,对非援助逐渐形成制度化的多边框架,中非合作论坛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中非多边合作机制。

  (三)经济外交目标变化表现之二:对非贸易与投资的思路演变

  经济外交目标变化也影响到我国对非投资与贸易的思路,但是,真正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④] 1955-1979年,我国实施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对外贸易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1980-1990年,我国开始实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但是,这一时期的对非贸易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贸易额始终徘徊不前。1991-1999年,我国开始改革对外贸易体制,为企业增加对非贸易创造条件,之后,随着实施“大经贸战略”、“走出去”战略,我国开始重视与非洲的经贸关系,有意识地推动我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与合作,并且将与非洲的经贸往来纳入我国的资源战略,对非贸易与投资开始稳步增长。2000年至今,我国着重发展与非洲的多边合作机制,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与发展,中非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四)当前中非经济外交的核心机制: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是当前中非“一对多”外交的核心机制,论坛的建立在中非经济外交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冷战结束以后,随着非洲政治局势逐渐稳定,西方国家结束冷战思维,放弃“敌-我”的二元划分,转而寻求面对整个非洲的集体对话与磋商机制[2]。非洲由54个国家和地区组成,其中绝大多数为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各国在长期的交往中已经意识到它们与邻国形成了难以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倾向于一致而不是孤立地去解决自身问题。[3]随着中非经济外交的深入,非洲国家试图将非洲与西方的“一对多”模式推广至中非外交,并最终被我国接受。在非洲国家的推动和我国政府的积极行动下,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成立。

  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呈加速趋势。从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开始,中非合作论坛陆续通过了多个中非合作行动计划。从《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至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到《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至2012年)》,每一个新计划在落实上届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总会将下一步的合作在各领域向深度拓展。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提升。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为中非双方的重大战略共识。这一战略共识的确立意味着中非合作的战略基础趋于全面化、合作领域和内容趋于多元化、外交方式与手段趋于多样化[4],也表明中非的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二、国际形势变化对中非经济外交的挑战

  2008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首要的变化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虽然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似乎有所消退,但是欧债危机越演越烈,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5]。这一全球范围的重大经济冲击必然会影响到我国与非洲的经济外交。对非洲本身而言,2011年的民主化浪潮和西方反华舆论宣传的强化更是对中非经济外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的影响

  1.非洲更重视与新兴国家的经济外交

  与历史上的债务危机不同,此次债务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6]。这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非洲作为不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尽管近年来取得较为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⑤],但是发展仍然是最突出的难题。非洲对外部市场和资金的依赖使得非洲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相对紧密的经济联系,由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出现颓势,所以非洲更加重视与新兴国家的经济外交[⑥]。

  第一,非洲更重视与新兴国家的贸易合作。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并且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在总贸易额中占有非常高的比重[⑦]。但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非洲出口欧洲的商品和矿产品大幅减少[7],与之相反,新兴国家受欧债危机冲击较小,可以保持对非洲初级产品的需求。这就使得非洲国家更加重视与新兴国家的贸易合作,为非洲初级产品寻求市场。

  第二,非洲与新兴国家的投资合作需求增加。非洲初级产品出口的萎缩降低了矿山开采等产业的利润,再加上欧债危机导致的资金短缺,使这些行业面临后续投资减少或者现有投资退出的压力。这些行业的现有投资大量来自发达国家,所以非洲与发达国家的投资合作呈现萎缩态势。此外,欧债危机也增加了非洲银行业的风险,降低了国际投资者对非洲投资的信心,流入非洲市场的国际资金呈下降趋势,并导致许多非洲国家推迟从国际股市融资。为避免资本流失激起更严重的就业问题,非洲国家比以往更倾向于和新兴国家投资合作,以恢复西方资本退出而关停或减产的行业。[⑧]

  第三,非洲对新兴国家的援助需求增加。欧债危机对援助的影响较为显著,欧洲主要援非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和爱尔兰)都在减少对非双边援助,未来几年非洲国家预期接受来自欧洲的援助将会大幅减少[8]。与之相反,新兴国家的援助方式、援助理念赢得了非洲各国的认可和推崇[9],并且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较小,新兴国家也有能力向非洲提供稳定的援助,因此,非洲国家将寻求援助的目光转向新兴国家。

  2.以经济为手段的外交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之下,摆脱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成为非洲国家不得不直面的重要问题,这使得经济手段会发挥比过去更强的外交影响力。

  第一,援助与经贸合作将产生比以往更好的效果。这有着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更有利于增进中非友谊。非洲国家一直强调中非之间的“患难之交”,危机时期的援助与合作可以凸显中国与西方国家对非态度的明显差异,表明中国尽力满足非洲援助需求的真诚和能力,打破西方所宣传的“资源掠夺论”。其二,更有利于我国企业降低对非投资成本。非洲国家鼓励各国在非洲投资领域相互竞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欧债危机使得一些西方企业因资金原因退出竞争,减少了我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外部竞争压力,使我国企业能够获得更优惠的投资条件。其三,可抵消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增大的风险。由于非洲呈现单一经济结构,而我国有着巨大的初级产品需求,所以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发展均面临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欧债危机使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剧烈,中国与非洲面临的风险均有所增加。通过经贸合作,中非之间可以锁定交易价格,避免因国际市场价格频繁波动造成损失。

  第二,中国企业对中非外交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为防止外资流出本国,保证本国的就业与经济发展,非洲国家的政府会加强与外国大型企业的往来,劝说企业留在非洲,并试图使这些企业在本国经济复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使得中国对非投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与非洲政府高官的接触更为频繁,可以在中非政治、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协调作用。

  (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1.经济外交的政治风险增加

  非洲的政局动荡会对经济外交的效果产生较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对非洲的影响主要通过高层交往实现,这在政局稳定时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高层外交的影响力可能下降。非洲国家已经历多次民主化浪潮,政治分权程度逐步增加,中央政府的影响力逐步下降。非洲国家中央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初级产品中分得的利润,金融危机导致初级产品出口的下降,中央政府分得的利润也在下降,导致其资金实力下降,并进一步降低对政治与经济的控制力。即使不存在政权更迭,原有的中央政府也受制于基层政府与民众要求重新分配利润的压力,难以履行原有的外交承诺。这是我国当前对非经济外交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

  北非动荡与选举年带来了非洲新的民主化浪潮,政治风险进一步增加。上一次国际民主化浪潮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⑨],在苏联解体时产生,目前已经消退。随着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一些学者猜测民主化变革可能会蔓延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导致“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产生。这一猜测主要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北非的相似之处,如资源收益未能惠及全民、经济发展依赖资源出口和长期存在的强人政治。在一些北非国家推翻旧政权的示范作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其他非洲国家很可能也爆发类似的政治动荡,如布基纳法索已经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非洲的“选举年”助长了民主化浪潮,加纳、塞内加尔、肯尼亚、马里、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等国都预定举行总统大选。安哥拉也在筹备议会选举,胜选政党的领导人将成为该国总统。[10]这使得这些国家在民主浪潮冲击下产生政治波动乃至政治走势全面转向的可能性大幅上升。在民主化浪潮下,新政府与原有政府的政治倾向、执政思路会有较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已有的经贸合作也会因此而受到冲击。其中,未形成法律文件的经贸合作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

  2.新经济外交领域日趋重要

  民主化浪潮使得非洲国家的政局变得复杂,并催生新的经济外交领域,这些经济外交领域正逐渐在对非经济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与在野党的经济外交日趋重要。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外交工作对象集中于执政党,以促成经贸合作协议的签订,并以援助等方式促成政治合作。但是,随着民主化浪潮的推进,长期在位的执政党将逐渐丧失原有的统治地位,各党派轮流执政将成为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常态。由于新执政党在选举或执政初期会采用与上任政府相反的激进政策,所以一旦政党更迭的周期小于经贸合作谈判的周期,谈判的难度将增加,甚至存在谈判破裂或毁约的可能。为避免新执政党对原执政党经贸合作意向或方案的全盘否定,在与执政党友好协商的同时,我国不得不注重与在野党的接触,影响在野党的经济纲领,培养在野党的对华友好感情和经济合作愿望。

  过济来源是在初级产品利润,非洲国家必然要将寻求援助的目光转向的第二,与非政府组织的经济外交日趋重要。民主化浪潮使得非洲国家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下降,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其“专业”与“中立”姿态,在舆论宣传上占据有利地位,对民众和政策具有更强的影响力。目前,非洲国家存在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政治、经济事务中具有较高的话语权,不但对当前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对未来政府的政策也会产生影响。为维护我国在非洲的良好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我国不得不重视与非政府组织在经济事务方面的交流与沟通,通过非政府组织推动我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

  第三,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与签署日趋重要。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非洲国家的政权更迭加快,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也大幅上升。驻非企业的投资项目,可能被现任政府否决或拖延。虽然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等市场化机制解决,但是海外投资保险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的缺失。没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外交保护权”并不足以支持保险公司在理赔后实施代位求偿,保险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为克服政治风险,除了需要建立与新政府的友好关系,我国还不得不与非洲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尤其对于政治动荡较大的国家更是如此。

  (三)西方舆论的压力

  1.正常的经贸往来遭到舆论指责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视与非洲的关系,一方面提高对非洲的援助,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舆论宣传。西方国家为自己塑造民主、人权的形象,以尽可能拉近与非洲的距离,获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并与非洲进行一定的合作。与之相比,我国在非洲的舆论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对于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西方媒体进行了负面的夸大宣传,对中国企业进行“妖魔化”报道,即使是我国与非洲的正常经贸往来,西方舆论也从各种政治、经济角度进行指责[⑩]。

  在西方的舆论宣传下,正常的劳资纠纷演变为反华情绪。虽然劳资纠纷问题在其他国家的驻非企业中也存在,但是西方长期的舆论指责加深了非洲人民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印象,而中国企业无法对媒体产生有力的影响。加上中国企业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中国企业成为劳资纠纷的焦点与前沿。在竞选期间,政治指责尤其严重。由于如何对待外资往往成为竞选双方相互攻讦的焦点,所以,中国企业往往在西方媒体煽动下成为重点抨击的对象。为树立并保持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不得不在工资方面做出较大让步,并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方式来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而这些工作都需要企业承担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直接增加我国企业在非洲的运营成本。

  2.不干涉对方内政原则受到抨击

  我国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外交原则也受到更大的抨击。长期以来,我国对非经济外交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成为对非援助与经贸往来的优势。但是,在西方舆论解读下,这些原则不再是给非洲国家自我发展的空间,而是中国放弃非洲的标志。在课题组对非洲非政府组织的访谈中,非洲学者表示希望中国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对非政策,在“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积极参与”的成分,并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对非政策会产生非洲国家的敌对情绪。非洲学者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西方舆论影响下的非洲国家民众态度,虽然这不意味着我国需要改变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外交原则,但是我国迫切需要打破亲西方媒体对舆论的垄断,以使中非经济合作能有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中非经济外交各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贸易、投资和援助是经济外交的主要领域,下面对这三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分别进行分析。

  (一)对非贸易存在的问题

  中非贸易结构是由中非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是中非双方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表现,符合中非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现有产业分工格局与中国产品的超强竞争力仍然导致中非之间的潜在冲突。

  1.不尽合理的贸易结构引发资源掠夺质疑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中非贸易是典型的“工业制成品——矿产品”单一性贸易结构。中国对非洲主要出口商品是工业制成品,非洲对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为矿产品。2011年1-10月,中国共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286.4亿美元,增长14.7%,占同期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47.9%,稳居主导地位。而进口主要为资源类产品,前10个月分别进口原油、铁矿砂、未锻造铜及铜材390.9亿美元、60.1亿美元、32.5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自非洲进口总额的65.4%。[11]

  这种贸易分工格局是原有国际分工格局的延续,尽管符合非洲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却使得非洲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随着中非贸易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都意识到,基于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传统分工格局,不利于非洲国家摆脱原料出口地的地位,同时,在西方媒体和很多非洲国家政客的煽动下,非洲国家对中国从非洲获取资源不断提出质疑。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资源型国家往往更容易发生冲突,这与不尽合理的贸易结构不能说没有关联。

  2.部分国家的产业保护政策带来贸易保护

  非洲国家一直受到“短缺经济”的困扰。在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实行私有化改革后,由于缺乏政府的适当保护,曾经存在过的简单工业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纷纷倒闭、破产。这导致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短缺经济”问题在私有化之后依然非常严重。虽然非洲大部分国家不生产工业制成品,与中国产品不构成竞争关系,但是,随着非洲国家的对外开放,一些非洲国家开始生产工业制成品,逐渐与中国的产品形成竞争。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了中国产品对民族工业发展的威胁,力图通过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制造业。非洲国家对中国产品竞争的危机感尽管目前尚不严重,但是仍需引起重视。课题组对非洲外交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8%的非洲外交官认为中国产品对本国产品构成严重竞争,40%认为不构成严重竞争,另有12%选择不能确定。这表明,对于大部分国家与我国产品尚未构成竞争关系的非洲而言,对中非贸易的担忧还是比较严重的。

  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非洲国家的贸易壁垒主要发生在南非和埃及等工业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这些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采取和中国相似的出口导向战略。如南非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在国内经济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出口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解决南非国内就业问题时起到重要作用。另一些国家的工业虽然较其他非洲国家发达,但是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多年来一直受到政府保护,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当中国产品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时,必然对这两国的相关产业产生冲击,并导致这些国家设置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存在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所以部分非洲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很强,但是在非洲经济外交中显得比较突出。其中,南非和埃及是最为典型的国家,2000年以来,南非频频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轻工、土畜产、医药保健品、纺织、五矿等各类产品,对大部分产品都征收了高额反倾销税。埃及是仅次于南非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之一,2005年以来,埃及先后对中国的两类机电产品和圆珠笔及彩笔进行反倾销调查。

  3.部分国家对华贸易逆差引发总贸易失衡

  非洲国家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形成单一产业结构。独立以后,一些国家也力求改变这种经济结构,但是,虽然经过多年发展,这种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许多非洲国家出口贸易仍以初级产品为主,国家和国民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多依赖进口解决。中国的传统制造业非常发达,产品质优价廉,而非洲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倾向于选择中国的廉价产品,这导致中国的产品在非洲国家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就具体国家来讲,中国与很多非洲国家的贸易存在不平衡,2011年非洲有十多个国家存在对华贸易逆差,如多哥、坦桑尼亚、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加纳、贝宁、摩洛哥、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等国。2011年上半年,非洲对中国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依次是尼日利亚、埃及、利比里亚、摩洛哥和贝宁等国家。其中,尼日利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达到35.74亿美元。尤其严重的是,中国与非洲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状况正日益恶化。2011年上半年,非洲各国与中国贸易差额的数值正在持续增加。贸易平衡得以改善的仅有利比亚、加蓬、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安哥拉,五国的贸易差额同比分别下降了99.94个、71.02个、39.29个、8.43个和4.76个百分点。[12]据多哥经济财政部数据统计,2011年多哥与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27亿美元,多哥外贸逆差1.1亿美元。[13]

  (二)对非投资存在的问题

  非洲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实施地区,对非投资在经济外交中占据的地位日益提高。总的来看,我国在对非投资领域的经济外交工作取得较大的成功,但是,随着对非投资的高度增长,一些之前不明显的问题也逐渐变得突出。

  1.恶性竞争导致我国海外利益难以有效维护

  维护本国的海外投资利益是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从微观来看,对非投资企业是我国投资利益的具体承载者,从宏观来看,投资利益即为企业利益的综合和提升。但是,随着我国对非投资的增加,我国驻非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在加剧,使得我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利益呈现“ ”的局面,严重损害我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

  (1)投资企业的恶性竞争正在加剧

  我国在非洲的投资限制在相对狭小的行业范围之内,主要面临我国企业的内部竞争。欧洲、印度、美国等国的对非投资起步较早,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在非洲国家的传统支柱行业中占据优势地位。虽然历经部分非洲国家的国有化改革,但是一方面许多非洲国家在国有化时采取赎买方式,这些国家企业的实力没有遭受大的损害,另一方面在随后的私有化浪潮中,这些国家的企业迅速而大规模地进入非洲,重新占领了原有的优势行业。所以,欧、美、印等国家的企业在非洲国家的传统优势行业中仍占据重要地位。相对而言,我国企业的对非投资起步较晚,最早进入非洲进行投资的企业也在非洲国家私有化浪潮的后期,并且规模远小于西方企业,其竞争力尚不明显。课题组对驻非企业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欧、印、日、美居我国企业在非洲竞争对手的前四位。与之相比,我国企业只能在非洲国家传统优势行业中投资相对弱势的项目,或是投资于非洲国家的新兴产业。

  我国企业的竞争手段相对单一,主要是价格竞争,这使得我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领域相对狭窄,基本是与本国企业相竞争。虽然我国企业在技术上比非洲本土企业有优势,但是我国的主要对手是西方企业和部分早期进入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我国主要竞争优势在于较低的成本,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我国海外投资的利益也随投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加剧而减小。

  (2)恶性竞争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对于我国企业对非投资中的恶性竞争,目前仍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从非洲国家方面来看,为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非洲国家鼓励各国企业之间展开竞争,也包括我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我国政府方面来看,投资协调近于政策真空。在国内,虽然大型投资项目需要在发改委审批,但是由于信息有限,发改委并不能完全避免我国企业对非投资项目之间的相互冲突。在国外,虽然我国驻非使馆商务处能获得相对完整的信息,但是没有进行协调的权限。从民间自律组织来看,商会等民间部门也因缺少足够的权威而无法进行妥善的协调。协调机制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在对非投资中的恶性竞争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进而损害我国在非洲的投资利益。

  2.多元化投资削弱对外投资的综合统筹能力

  按照我国对外投资的规划,一方面要促进投资的多元化,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另一方面要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对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战略方面的宏观指导。但是,从非洲的投资实践来看,这两个目标存在内在的冲突。

  (1)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

  我国的对非投资呈现出较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尽管从投资规模来看,国有企业仍占据绝大比重,但是从企业数量来看,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在非洲投资的2000多家中国企业中,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占70%以上,基本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对非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与非洲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的。许多非洲国家的投资收益是比较高的:首先,投资环境较为理想,许多非洲国家土地成本非常低,并且由于制定大量的招商引资政策,经营初期的税负也比较低。其次,资本边际收益比较高,由于长期处于储蓄率较低、资本短缺的状态,非洲国家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处于较高的水平,大部分在非洲投资的小型企业都能获得满意的利润率。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投资风险较高:首先,是市场有限,当企业扩大投资时便会面临产品在投资国没有销路的问题,而非洲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较高,国外市场也难以拓展。其次,是政治风险较高,腐败问题严重,政权更迭时可能会加剧反华情绪,投资企业的财产、甚至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特征,使得非洲国家的经济环境对小企业更具备吸引力,有助于促进对非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2)多元化主体带来统筹难题

  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对投资主体的战略指导也越发困难。

  第一,是在非洲投资的民营企业很难纳入统筹协调的范围。一方面,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独立性,不希望政府部门对其投资经营活动给予过多的干预,只希望我国政府部门能保证其人身财产安全,或是给予国有企业享有的各类补贴。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政策补贴仍然主要向国企倾斜,这就使得民营企业对政府部门采取更加排斥的态度。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和国企形成相互独立的交际圈。我们对驻非企业的访谈显示,驻非国企与民企形成各自独立的商会,并且国企与民企相互反感对方的企业形象,国企认为民企素质较差,不能展现积极友好的国家形象,民企认为国企获利不足,浪费国家资金。

  第二,多元化投资带来中国在非洲的多元化形象,战略指导的复杂程度上升。总的来看,大型企业由于承担社会责任较多,并且在非洲的经营持审慎态度,较容易在非洲人民中树立正面形象。相对而言,小型企业难以估计在非洲的国家形象问题。一方面,小型企业的对非投资不是着眼于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而是追求短期利益,对当地的社会责任不很重视。另一方面,小型企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业务拓展不够规范,有时采用非正常的办法(如行贿)拓展业务,并且部分企业主素质较差,打骂当地雇员,引发很多冲突。其结果是非洲人民对中国抱有两极观点,一些很友好,而另一些很仇视。这就使得我国在非洲投资的战略实施变得更加复杂。

  3.国有企业的投资者与援助者身份模糊不清

  我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高度关联,许多对非投资的国有企业始于在非洲的援助项目,这使得许多驻非国企兼具投资者与援助者的双重身份,难以对投资目标进行准确定位。

  (1)难以截然分开的投资者与援助者身份

  投资者与援助者身份模糊不清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长期的对非援助使得非洲将我国企业认定为援助者。非洲是我国传统的援助地区,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援非项目由国有企业承办,所以国有企业在非洲被贴上“援助者”的标签,即使是我国企业投资的盈利项目,也被认为应当具有援助色彩。

  第二,是我国企业将社会责任认定为对非援助。我国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援助,而不是企业本身应尽的义务,从而认为自己具有较强的援助者身份。然而,我们在非洲的调研发现,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均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必须承担的义务。以赞比亚为例,赞比亚采用企业与政府进行《发展协议》谈判的形式确定外国投资者所享受的优惠条件,同时,也在《发展协议》中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人力资源发展、当地公益事业服务等责任和义务,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第三,我国对非援助确实落实在部分企业身上。目前,我国在非洲已经建成7家经贸合作区,分别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毛里求斯天利经贸合作区(现改名为晋非合作区)、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及阿尔及利亚中国江铃经济贸易合作区,这些合作区均为企业实体,由我国的企业负责日常管理决策,非洲合作方基本不参与具体经营。这些合作区是我国政府承诺的对非援助项目,而承担者却是企业。

  (2)国企的双重身份影响投资目标的定位

  投资者与援助者的身份存在内在冲突,前者要求以利润为导向,后者则注重社会效益。这就使得驻非企业的经营与国内大幅脱节,我们在对驻非国企的访谈中发现,虽然国企在国内极力摆脱“企业办社会”职能,但是驻非国企却在大力承担政府或社会职能,如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在赞比亚谦比希矿区设立中非友谊医院。虽然对非援助有助于促进我国企业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沟通与协调,但是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言,这两个身份在经营中很难协调。随着我国对非投资规模的上升,投资者与援助者身份模糊不清的影响将会逐渐增加。

  4.企业层面的劳资冲突容易上升为反华情绪

  虽然劳资冲突在任何国家企业中均存在,但是我国企业中的劳资冲突影响格外强烈,以致上升为反华情绪。这不能完全归因于西方的反华宣传,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对非投资企业有着自身的特点。

  (1)我国企业的当地高层雇员比重过低

  相对于西方企业,我国企业中当地高层雇员的比例过低。多数非洲国家将就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对外资公司有雇员本地化的要求。以赞比亚为例,对于签证限制很严格,为避免其他国家的普通工人与赞比亚普通工人竞争工作机会,外籍普通工人进入赞比亚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由于高层管理岗位对员工素质有较高的要求,非洲国家无法对企业高层人员比例提出较高的要求,这就使得高层员工可以做到“非本地化”。目前,中国企业基本上已经做到基层员工本地化,但是,当地雇员难以晋升到公司的各级管理层,使得高层员工的本地化程度相对较低,“非本地化”现象明显。

  当地雇员难以晋升至高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国企业的工作语言一般为中文,而当地高层雇员一般受西式教育,难以熟练地用中文沟通。第二,我国企业的设备多数来自国内,设备的维护操作问题主要依赖我方人员。第三,当地员工的流动性比较高,为保证公司关键岗位安全,我方只能减少当地高层雇员比重。第四,当地员工低效率、难指挥和可靠性较差,而薪酬相对过高。我国企业高层雇员的“非本地化”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缺少发展机会使得高素质雇员不会选择我方企业,已培养的当地技术管理人才也大量外流至其他企业,另一方面,缺乏应聘的高素质雇员又使得管理层更加排斥雇员本地化的进程,并排斥对当地员工技能的培训。

  (2)雇员隔阂助长反华情绪

  过少的当地高层雇员造成当地雇员与我国雇员的隔阂。课题组在非洲的调研显示,我国驻非企业基层雇员基本来自当地,高层雇员基本来自我国,双方形成相互独立的空间,对对方的友好程度持高度怀疑,几至“老死不相往来”。在经营过程中,当地雇员只是机械地执行中方管理层的决定,既不能了解发展规划与动态,也不能参与企业战略规划的制定。其结果,是我国在非洲的形象逐渐转变为“剥削者”,当发生劳资冲突时,对立的双方便成为中国的资方和当地的劳方,在亲西方媒体的煽动下,很容易将劳资矛盾演变为为反华浪潮。

  (三)对非援助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非援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交往。但是,在对非援助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援助的效果带来不利影响。

  1.援助项目未能充分发挥辐射效应

  援助是推动中国与非洲友好的重要途径,这要求不能就援助本身来谈援助,而要进一步考虑援助的辐射带动效应,即援助是否增进中非人民的交流,援助是否带动贸易与投资,援助是否有利于改进中国与非洲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但是,我国对非援助的辐射效应受到制度制约。

  (1)项目决策缺乏广泛的参与

  援助项目的辐射作用涉及多个地区、部门、产业或企业,为实现最佳的辐射带动作用,援助项目的决策部门必须尽可能获得项目援助效果的信息。但是,我国援助决策机制缺乏透明性,既缺乏相应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又不公开对外援助的决策主体与决策过程,援助的预算也不必经过人大批准。反观发达国家,都有对外援助法和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对外援助的原因和目的、执行机构、提案及其批准程序(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援助总额与GDP 和财政收入的比例等等内容,以规范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行为,避免对外经济援助的随意性[14]。不透明的援助项目决策机制意味着受到援助项目影响的部门或企业无法参与援助项目的决策,援助项目的辐射效果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2)项目实施缺乏激励机制

  2004 年以来,随着援外项目实施主体实行资格认定制度,援外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但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解决,较为突出的是援外主体的激励机制。现行援外项目招投标制度坚持了“公平、公正”原则,但是,我们对驻非企业的访谈发现,援外项目仍然被视为一种部门利益,其承担主体也局限在各部门的相关企业,民营企业更是难以涉足我国的援建项目。在项目实施之后,援助项目管理机构也缺乏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激励机制的缺乏使得承担援助项目的企业忽视项目的外部影响,从而偏离发挥项目最佳辐射作用的方向。

  (3)援助人员与当地居民缺乏沟通

  援非人员与非洲当地人员缺少沟通机制,这是援助项目辐射效应未能很好发挥的重要原因。以最受非洲欢迎的医疗援助为例,我们在非洲的调研显示,我国的援助人员只是在业务上完成对非洲人员的诊疗任务,很少与非洲人民进行日常交流。这里有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是,援助时未配备足够的翻译人员,未经常组织援助人员与当地人员的交流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出于安全考虑,我方援助人员往往避免与非洲人员在业务之外的接触,这也导致援非人员与非洲当地人员交流不畅。缺少沟通机制使得援助项目的效果止于援助本身,而不能进一步促进民间层面的中非友好交流,从而降低援助项目的辐射带动。

  2.援助项目未能适应非洲现状

  对非援助需要切实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而不应流于形式。从调研的情况来看,非洲国家对于医疗、技术培训、基础设施的援助需求较高,并且不同阶层对援助的需求存在差异。

  (1)未能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取得平衡

  多数非洲国家呈现典型的二元经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不只是传统部门需要援助,现代部门也需要援助,而二者对于援助的需求有着较大的差别。对于传统部门而言,其收入水平比较低下,所需的援助主要用于保证其基本生活条件,如基本医疗服务等。对于现代部门而言,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所以援助主要用于实现生活标准的提升,如体育场馆等等。非洲的二元经济部门的不同援助需求直接影响着我国对非洲的援助效果。我们在非洲的调研发现,援助非洲某些国家的公交车和农业设备被大量闲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设备适合发达的现代部门,而不适合接受援助的传统部门。因此,我国对非援助需要考虑到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差异,并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2)未能适应非洲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非洲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也限制着援助的效果。援助需要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协作,许多援助项目的实施必须依托非洲当地政府与企业。但是在私有化浪潮之后,国有企业在非洲国家经济中的比重已经降至非常低的水平,对于正外部性很强的援助项目,私人企业缺乏参与的激励。以赞比亚的技术培训为例,在私有化浪潮之后,技术培训成为私人部门的事情,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门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培训工作。同时,由于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企业也缺少培训技术人员的动力。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向非洲提供技术培训,其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

  (3)未能适应非洲较差的管理体制

  为实现最佳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援助项目需要保持较长时间的影响力。对于长期存在的项目而言,援助必须考虑后续管理问题,否则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然而,非洲国家的管理体制普遍较差,缺少公共设施的管理能力与管理意愿,如果要维持援助项目的长期效果,那么长期的管理责任最终仍要归于中方。坦赞铁路、援建医院都遇到类似问题,由于援建项目的后续管理和维修责任还没有明确,援助项目的成本无法控制,项目的长期效果也难以得到保证。

  3.援助的合作区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经济贸易合作区是我国援助非洲的创新行为,2006年3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宣布开始招标遴选海外合作区。各省外经贸部门联系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帮助它们提出申请。通过2006和2007年两度招标,在大约120个企业报名项目中选出了19个企业,其中7个在非洲。

  我国对这些合作区的建设进行大力支持,每个入选的项目可得到商务部“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资金”最高达2亿元人民币的资助。但是,援助的合作区仍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虽然赞比亚与埃及的步伐相对较快,现已相继开园,但是,毛里求斯和埃塞的园区遇到了较大困难,不得不对原来的设想进行大幅调整。而阿尔及利亚的项目尚未能真正启动。[15]即便是被广泛认为建设最成功的赞比亚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其区内进驻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有色金属集团旗下的企业,来自集团以外的企业仅有一家。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最初设想是为中国各类企业提供一个到非洲投资发展的平台,实际建设情况显然与设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初衷相距甚远。

  四、中非经济外交各领域面临的主要机遇

  对非经济外交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与挑战,但也面临诸多机遇,我们从贸易、投资和援助三个领域分别进行分析。

  (一)对非贸易蕴含的经济外交机遇

  1. 迅速发展的中非贸易夯实合作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非贸易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中非贸易额仅为0.1214亿美元,1990年为1.6645亿美元。1990年代后期发展迅速,到1999年中非贸易总额为64.84亿美元,50年内增长了533倍。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非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2005年,中国实施了《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的货物原产地规则》,进一步鼓励和促进了中国自非洲国家的商品进口。2000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106.01亿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68.42亿美元,2010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269.11亿美元。对非贸易在中国外贸整体中的比重从2.1%上升至4.3%,年均增长31.5%,比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高出9.8个百分点,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6]2011年,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非贸易既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对非洲而言,中国既拥有潜在的庞大消费群体,又是原材料的潜在买家,非洲国家无需放弃欧美等传统合作伙伴便可增加一个巨大的贸易伙伴,并且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给原材料市场引入竞争,改变了非洲国家作为原材料供应者的处境。[17]中非之间贸易的增长夯实了中非经贸合作的基础,目前,中国已与4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我们对驻非企业的调查问卷显示,94%的企业认为有必要在非洲建立贸易合作区,其中35%的企业认为非常有必要。

  2. 工程承包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柱

  承包劳务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非洲国家的公共品非常匮乏,这已经成为阻碍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瓶颈。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非洲国家比较接近,因此,中非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合作条件。中国的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非常强的竞争能力,质优价廉。中国与非洲在工程项目领域的合作能够大大带动中非贸易和投资的大发展,促进中非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企业凭借中非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以高质量、低价格的建筑产品逐步拓宽工程领域,广泛活跃于非洲承包劳务市场。中国公司的建筑项目已从单纯的房屋修建工程发展到各类房屋建筑、铁路、公路、隧道、桥梁、堤坝、电站、港口、机场、石油化工、水利等各种构筑设施的建筑业,以及城市供水改造和线路、管道及设备安装业,形成了多方位、多专业开拓的良好局面。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洲共签订承包合同额218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25亿美元。其中2010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业务完成营业额358亿美元,同比增长27.5%。非洲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开展工程承包业务的第二大市场。[18] 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供了优良的工程质量,而且还降低了造价,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誉。

  3.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成为中非贸易的主流

  对外贸易是一国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中国与非洲国家利用好各自的比较优势,就能够通过对外贸易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各自的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与非洲双方的经济互补性非常明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明显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2009年以来,中国90%以上的能源和80%左右的工业燃料都取自矿产资源,矿产品及加工产品的产值已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8%以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能源资源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资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快速增长。由于国内供给增长缓慢,供需缺口日益增大,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非洲则拥有丰富的矿藏,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非洲大陆蕴藏着石油、铝矾土、钴、金刚石、磷酸盐、铂族金属等重要矿产资源。

  现阶段,中国与非洲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尽管中国商品的质量仍受诟病,但是对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赞许要更多一些[19]。非洲国家的发展阶段滞后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短缺经济,因此,非洲国家政府在出台措施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的同时,大力促进中非贸易的发展,利用中非各自的有效需求,来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可以提高中非各自的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二)投资发展带来的经济外交机遇

  1.对非投资推动中非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非洲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促使中非经贸关系迅猛发展,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充满潜力的市场需求以及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吸引着中国对非投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

  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对非洲50多个国家2000多家企业进行了投资,累计投资金额达到400亿美元,直接投资130.4亿美元,其中2010年,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达到2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8%。同时,中国对非洲地区的投资覆盖率达81.4%,仅次于亚洲。[20]2011年,非洲跃居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投资领域涉及矿业、制造业、农业等多个领域。

  中国对非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带来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了非洲国家自主建设能力,受到了东道国的普遍欢迎,为中非签订合作协议提供了支持。目前,我国同29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9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与其他非洲国家相关协定的商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2.对非投资呈现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非投资的直接收益是投资的资本收益,但是不止于此,对非洲的投资有着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一,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需求增加。非洲的基础设施缺乏,配套设施不足,为吸引投资,就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依赖国外援助,这就带来非洲国家更高的基础设施援助需求。在我们对非洲外交官和驻非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援助需求都排在非洲急需项目的首位。

  第二,我国配套产业可以进一步向非洲投资。多数非洲国家呈现单一经济结构,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缺少发展制造业、矿产冶炼和资源加工等产业的配套产业。由于我国的工作语言为汉语,而不是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英语,所以当我国企业需要配套投资时,最有力的竞争者便是我国企业,这便使得我国配套企业投资可以更大规模地跟进。

  第三,我国吸引外资的发展经验更为非洲所重视。如赞比亚官员刚刚参加了中国商务部对非洲国家商务官员的培训,了解到中国正在实行“十二五”规划,而赞比亚正在实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国经验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中国经验的关注,使得非洲更加注重与我国的交流,从而带动中非的进一步合作。

  第四,我国先行投资的企业为后续进入的企业搭建平台。我们在非洲的调研发现,先行投资的企业相当于中国在非企业的联系人,为后续进入的企业提供了较多的指导,并建立了企业之间共享的非洲政府人脉与其他资源。

  3.驻非企业提高外交活动效率

  外交是国家层面的活动,但是并不排斥企业的参与。随着我国对非投资的发展,对非经济外交中来自企业的助力也日益增加,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对非经济外交的效率。

  第一,驻非企业为我国的对非经济外交提供人、财、物的支持。任何外交活动都需要人员与资金支持,而我国使馆人员编制有限,有的使馆多年未增加编制,与此同时,随着中非之间经贸、文化交往和人员往来的增加,使馆工作量却大大增加了;另外,在经济关系的协调中还需要大量的经济信息与知识。随着我国对非投资的增加,驻非企业实力增强,可以发挥其人员、资金与信息方面的优势,对我国对非经济外交活动予以积极的配合与协助。

  第二,驻非企业增强了我国外交机构的协调能力。企业可以以中立的身份同时与执政党和在野党同时保持较好的关系,当非洲国家政权更迭之时,可以帮助我国外交人员和新的执政党派迅速地建立良好的关系。

  4.共赢理念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尽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造成我国在非洲形象的多元化,但是我国在非洲的主流形象仍是长期友好合作的伙伴。我国在非洲的大型、标志性投资项目,有助于维系我国与非洲的友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

  第一,大多数驻非企业在制定企业新型发展战略中都将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放入重要议程。既追求经济效益,也注重商业道德,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在经营中遵循国际惯例、所在国及当地政府的法律法规,投身当地社会发展、慈善活动。

  第二,我国驻非企业有着我国特有的企业文化,其包容、奉献、向上等文化精神尤其明显。他们尊重所在国家的风俗民情,与所在地的政府、社区公民建立了和谐共融的关系。尤其是驻非企业中方员工所表现出的勤奋、热情、节俭、奉献精神,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三,我国驻非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坚持在非洲国家投资,如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提出“不撤资、不停产、不裁员”,为赞比亚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表明我国企业是真正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三)对非援助衍生的经济外交机遇

  1.促进我国与动荡国家新政权的合作

  北非政治局势的动荡使得这些国家经济出现困境,寻求援助成为恢复经济和重建的重要渠道。我国向北非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为帮助缓解北非国家人道主义恶化局面,中方已经分别向埃及提供了100万美元现汇、向突尼斯提供了303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和200万美元现汇,用于两国与利比亚边境的难民安置。目前中方正在评估利比亚人道主义状况,将积极考虑提供新的人道援助。[21]

  援助促成了我国与新政权之间的合作,有力地保护了我国在动荡国家企业的利益。如利比亚过渡政府表示,过渡政府目前正在核查包括中国等各国公司的工程合同条目,希望中国公司尽早返回利比亚参与重建,欢迎中国企业尽快返回利比亚。利比亚过渡政府将保证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在利比亚的合法权益,中国公司在利比亚将一如既往地得到尊敬,中国公司在利比亚的损失一定会得到正确的赔偿。[22]

  2.带动中国企业的对非贸易与投资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大量用于基建领域,在2007-2009年提供30亿美元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项下,中方的贷款支持了38个项目,主要用于水电站、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3]值得一提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地改善了非洲国家的生产、生活环境,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与非洲人民的友谊。在此基础上,我国企业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更受非洲国家欢迎,也更具竞争力。2009年9月29日,中材国际与尼日利亚Dangote集团子公司的水泥生产线总承包合同在2008年取消或暂缓10条生产线的建设之后首次合同恢复。[24]交通运输方面,中国企业积极竞标非洲各国的铁路与公路项目。2009年10月26日,中土尼日利亚有限公司与尼日利亚政府签署投资逾8亿美元铁路建设合同。[25]工程机械方面,非洲成为继印度之后中国工程机械海外战略的新市场。出口至非洲地区的工程机械设备覆盖了全方位的工程机械产品,中联、徐工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在非洲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由于中国工程机械设备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而且质量较好,售后服务比较健全,所以在非洲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26]

  五、对非外交的政策工具创新

  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非经贸交往中出现的新问题,对非经济外交的政策工具也要与时俱进,以更好地实现我国的对非经济外交目标。

  (一)经济外交工作对象创新:更加重视做非官方人士的工作

  目前的对非经济外交仍基于传统的外交框架,主要强调官方之间的友好交往,但是,民主化浪潮已经大大削弱了许多非洲国家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尤其是随着政府更迭的加快,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诉求也越来越不稳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民众的引导与协调能力,但是我们的对非经济外交需要寻求更稳定、更广泛的磋商与协调对象。

  鉴于此,我国需要建立覆盖非洲国家的在野党、重要非政府组织、社区民众等各阶层人士在内的多层次经济外交工作网络,增强非洲基层组织对我国的对非政策、中国驻非企业和中国各类社会组织的了解,培育非洲新生代人士的对华友好感情和亲华力量,延续中非传统友谊,为维持中非长期、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合作奠定良好的人脉基础。

  第一,外交人员走进非洲社区。我驻非外交人员不应该完全陷于国内团体接待事务和与驻在国高层的交往事务中,而应该在了解和接触非洲的社区民众、在野党、非政府机构等基层组织方面投入相当的人力。外交官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与非洲基层社区组织接触,向非洲基层民众传递正面的中国形象,包括积极参与我国重要企业与非洲基层组织的合作仪式、与非洲的基层组织建立长期的友好交往,以及与非洲各国的在野党保持适当的接触,了解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与经济诉求。

  第二,促进双方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我国外交人员需要将公益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对象,通过设立我国公益组织与非洲公益组织的合作项目,使得我国的公益组织逐步加强在非洲基层的影响力,并引导非洲公益组织逐步脱离对西方资金与机构的依赖。

  第三,引导和协助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基层。我国外交部门可以通过引导我国驻非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所在地基层社区进行定期磋商与交流,使我国企业的管理层及时掌握当地的政治经济动向并不定期向使领馆提供有关信息,以便使领馆全面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做出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同时,这种交流也可以使企业的管理层及时了解当地员工及其家属对中国企业的经济诉求,尽量避免发生罢工或破坏生产设施等劳资对立事件。

  (二)经济外交领域创新:加强发展理念传播等软实力建设

  长期以来,经济外交活动细化为具体的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援助项目的磋商谈判和实施,但是,对于中非经济外交而言,最首要的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共识,使得非洲认同我国的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之上,具体的经济外交活动才能顺利开展。比如经贸合作区,只有让非洲国家真正认识到经贸合作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所在国政府或当地地方政府需要积极参与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才能真正推动经贸合作区的发展。

  因此,在经济外交活动中,外交部门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与非洲的交往中不局限于具体的事务,而是将中国的发展理念进行广泛传播,使之深入非洲民心。

  第一,外交部门在高层交往中要设计传播中国发展理念的方式,使当地政府与民众认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观。包括使非洲国家认识到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使非洲国家认识到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其经济发展,以及一个稳定而进取的政府在发展经济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从而使非洲国家逐步摆脱西方发展理念的影响。

  第二,外交部门需要积极推广“多元化”与“平等尊重”的理念。考虑到非洲国家的上层基本西化,很多媒体深受西方影响,在面对西方的政治指责和西方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理念有时难以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所以,在推广中国发展理念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门要在外交活动中借鉴西方的价值多元化理论,打破西方发展理念在非洲高层的垄断地位,强调不同发展理念的平等竞争。

  第三,外交部门需要引导当地政府与民众发现我国驻非企业与其他国家驻非企业的区别,使得“中国的贸易、投资与援助有助于增强非洲发展能力”的观点深入人心,尤其要让当地政府与人民感受到中国企业促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并吸收就业的作用,而不是简单比较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工资水平。同时,组织中国与非洲机构研究中国模式的特点以及在非洲的适用性和可移植性,并建立中国发展模式的示范项目,通过将研究成果在非洲传播,逐渐将“中国发展模式”推广至非洲。

  (三)经济外交队伍创新:增加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外交官

  中国近些年从大型国有企业和其他机构中选拨高级外交官的实践证明,改变我国原有外交官队伍的职业外交官单一色彩,吸收一部分切实了解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企业发展历程,深谙企业经营管理之道,能够发现驻在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能够为驻在国的发展建言献策的高级人才,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外交岗位上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人懂经济,具有经济外交开拓创新的愿望和魄力,而且较少有以往传统外交理念的束缚,凭借敏锐的思维,能够及时发现非洲国家的发展机会,能引导更多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寻求发展商机。他们在对非贸易、投资和援助方面都有独特的视角,也更加务实。因此,应该继续增加这类高级公选外交官进入到经济外交工作领域中来。

  (四)经济外交主体创新:建立包括民企在内的新经济外交体系

  在我国的对非经济外交中,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大型企业所占的资金比重虽高,企业数目与人员数量却显著少于民营企业,并且由于大型企业的中方人员与当地员工高度隔离,所以民营企业才是我国展示国家形象的主要窗口。随着我国颁布了大量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政策,中小民营企业在非洲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加,影响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因此,在我国的对非经济外交规划中,应当针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经济外交需求进行相应的外交斡旋。

  第一,增加对驻非民营企业行业组织的支持。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都需要外交的支持,但是在参与程度上,中小企业“免费搭车”的倾向更强,缺少维护国家形象、提高行业竞争力等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这就要求我国外交部门积极参与到驻非民营企业行业组织的培育工作之中,包括促进行业组织的规范化、增加行业组织协调企业经济竞争与摩擦的权威性、引导行业组织集体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等等。这既可以使得我国的经济外交目标落实到中小型民营企业,又可使行业组织作为中非经济关系协调的缓冲器。

  第二,创新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模式。传统的对企业支持方式是针对大型企业设计的,并不适用于民营企业。由于民营企业规模小、经营稳定性差,所以当被支持的项目承载一定的外交目标时,单个民营企业充分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性较低。对此,可以参考我国促进小微企业贷款的模式,以数量来抵消个体的不稳定性。具体而言,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支持,要设定最低的支持数量,并对民营企业采取相同的标准,以使得被支持企业在平均程度上实现经济外交目标。

  第三,培养民营企业的经济外交意识,提升中国品牌的形象。虽然出于生存的需要,许多驻非民营企业较少注重品牌的培育,使得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诟病有所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民营企业经济外交意识的培养。在行业协会或者其他组织举办的活动中,我国外交部门要针对民营企业的人员构成,以其容易接受的形式增加我国对非经济外交必要性与基本方针的宣传,使得民营企业也逐步形成经济外交意识。

  (五)贸易外交创新:支持非洲改善贸易结构增加出口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使得中非之间的贸易结构和贸易平衡问题更加引人关注。虽然总体来看,目前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呈现比较强的互补性,但是随着非洲国家产业链的逐步发展完善,非洲产品与中国产品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同时中国产品与西方国家产品也会在非洲展开竞争。中国和非洲各国应该主动引导贸易结构,使得双方的商品结构建立在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并日趋合理,避免潜在的产业保护和贸易保护带来的经济摩擦。

  第一,要认清中国与非洲各自比较优势的动态性。非洲多数国家当前的比较优势是自然资源,而随着非洲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非洲的比较优势将逐步转变到劳动力上来,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而随着“中国制造”逐步向“中国创造”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逐步由劳动力转变为技术。这就要求我国要以西方国家为对非贸易的潜在竞争对手,并逐步改变我国产品依赖价格优势的现状,重点促进我国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对非出口,而随着非洲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人数增加,非洲对中国这类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同时,中国应逐步将部分出口加工产业转移到非洲国家,这既可以增强非洲国家的出口创汇能力,也可避免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

  第二,认真考虑并满足非洲资源国要求提高矿产品出口加工程度的要求。一些非洲资源生产和出口国如赞比亚认为,在赞比亚铜矿业投资的外国公司应该对开发出来的铜矿石进行深加工,提高原料品的附加值后再行出口。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当地的就业,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出口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支持并帮助非洲实现这一诉求。中国政府及其外交机构应该鼓励和支持中国投资企业在资源开发国建立矿石冶炼、矿产品深加工企业,增加当地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实现互利合作、利益分享的经济外交目标。这也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有关“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的论调。

  第三,建立中非贸易摩擦应急预案。非洲国家虽然总体上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显著,但是,少数工业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近几年对中国的轻工、土畜产、纺织、五矿等多类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还有部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受到政府保护,国际竞争力不强,面对中国产品的进入和对相关产业造成的冲击,也倾向于设置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针对上述国家建立相关的贸易摩擦应急预案。

  第四,支持和推动非洲区域贸易自由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对外经济外交工作是有利的。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都较小,市场容量有限。中国对非洲的贸易磋商和谈判现在需要逐个国家进行,耗费人力巨大,如果与一个贸易集团进行谈判,则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个非洲国家的投资企业所产出的产品可以无障碍地出口到一体化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扩大了市场容量,对吸引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也增加了吸引力。因此,中国应该在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可以考虑加入某些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与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建立自贸区。

  第五,将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作为中非贸易领域协调的最终目标。为实现中非之间在贸易领域的“求同存异”,中国需要寻求与非洲的共同利益。目前,中国与非洲均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受损一方,虽然非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是较大比重的利润被西方国家占有,这就需要中国与非洲联合起来,致力于改变这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非之间的一切贸易谈判,都应突破双边框架,将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作为重要的协商内容。

  (六)投资外交创新:完善多元化投资结构和投资保护

  第一,增加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我国政府对于非洲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国有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国政府为国企在融资、资金项目方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私营企业难以获得。但是,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非常高,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非洲所有就业机会的80%,在中非经贸往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所以,需要解决私营企业的公平竞争地位问题,适当增加对民营企业投资非洲的政策支持,帮助民营企业克服“走出去”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市场信息匮乏。

  第二,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于非洲农业,鼓励海外置地。鉴于全球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早在非洲有条件的地方掌握一批“权益地”、“权益粮”,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益的。非洲有大量尚未开垦的闲置土地,获取土地的成本较低,非洲很多国家欢迎中国前往进行农业开发。农业是非洲的主要产业,是很多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出口的重要来源。中国在非洲进行农业投资,有助于增加非洲的粮食供应甚至增加一些国家的粮食出口,发展出口产业。目前,非洲一些政府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在政策上会更加欢迎外资的协助。在此背景下,投资非洲农业、积极开展中非农业合作是一项使中国和非洲国家互利共赢的务实之举。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企业的开发补贴,将政府援助与企业投资有机结合起来,鼓励企业走进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可以实现规模经营的非洲国家,并且长期扎根于非洲。初期的目标应该是适应当地市场,增加当地粮食供应,长远目标是建设中国粮食供应源。

  第三,协调企业之间的竞争。目前,我国海外投资尚缺乏统一的规划,企业竞争优势趋同,投资项目之间高度重叠。为避免形成恶性的价格竞争,企业需要积极进行境外投资的协调。在境内,由于大额投资需经发改委批准,所以国内行政审批部门要积极与企业协调,力争在国内实现海外市场的划分。在境外,我外交机构需要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和参与中国企业商会,并在通过商会设立机制协调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避免中国企业在海外出现恶性竞争,以确保中国海外国有资产的安全。

  第四,推动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议。投资保护既有外交机制,又有市场机制。前者为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后者为企业的海外投资保险。总的来看,外交机制是基础和根本保证。为此,我国的经济管理部门需要和外交机构合作,利用外交影响促成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

  (七)援助外交创新:建立以主动援助为主的新援助体系和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对非洲的援助处于被动状态,即由非洲国家提出援助需要,我国予以相应的资金、人员、技术支持。但是,随着非洲国家民主化浪潮的冲击,非洲国家已经难以对所需的援助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在民主化浪潮之下,非洲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时间大为缩短,在有限的执政时间内,其主要的目标是争取利益集团的认可,而不是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这就使得我国的援助成为非洲党派政治的工具,有时不但难以起到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会因非洲反对党的攻击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对非洲的援助应该进行体制改革,不能再根据非洲国家执政党的要求而被动提供,应当根据非洲的实际需要主动设计可能的援助类别和援助项目,并将对非援助控制在这些类别之中。

  第一,要建立非洲发展的长期规划。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旨在增强其发展能力,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那么增强发展能力的提法将流于空谈。因此,中国可以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之下,对于非洲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并积极将研究成果普及到非洲民众之中,形成非洲未来发展方向的长期共识。

  第二,设计援助的长期“路线图”。由于基础设施是投资的“先行资本”,所以援助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要与非洲研究机构合作,寻找发展非洲产业链并避免中非之间贸易摩擦与产业冲突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向,并将援助集中到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领域。在与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政治谈判的时候,让非洲国家在我国规划好的援助领域中进行选择,而不是根据其执政党的短期需要来提供援助。

  第三,确定援助项目的一般标准。这些标准应该包括:项目符合所在国的科学发展需要,不搞面子工程;援助项目要与当地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应增加受援国的负担;援助项目要惠及大众,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发挥中国的优势,有利于中国的人员和技术“走出去”。

  第四,对援助项目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过去的对外援助项目往往关注社会效益而不注重经济成本,今后对于对外援助项目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一方面,要对其成本尽可能进行控制,避免援助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要在援助之初设定要达到的效果目标,并在援助项目执行之后评估援助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对后续援助项目的规模与形式进行调整。

  第五,完善经贸合作区运行模式。经贸合作区是我国援助非洲的重要探索。虽然经贸合作区的运行仍有诸多问题,但是不应对其一概否定,而应继续探讨和完善经贸合作区的运行模式。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中非双方对园区开发模式的见解不一致的问题,引导非洲政府参与经贸合作区的日常运作。为此,中非两国政府部门要时常就政策沟通进行交流,包括投资、税收、劳工和产业鼓励等诸多方面,避免法规上的矛盾冲突,同时使双方政策形成合力,发挥最大功效。

  第六,持续增加对非农业援助。在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中,中国应该逐步增加农业援助的比重,尤其是加大对农业发展潜力较大国家的援助。可以在提供化肥、种子种植和收获等各个环节以多种方式提供援助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非洲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工人。增派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研究开发和推广适合非洲当地种植的农作物,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此外,我国政府也可以考虑拿出一部分对非援助资金帮助非洲国家设立稳定粮食生产基金,以稳定粮食价格,促进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避免因粮食丰收而产生“谷贱伤农”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①] 历史表明,中国的国际环境越是恶化,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参见罗建波:《中国对非洲外交:战略与对策》,《新远见》2012年第5期,第21-25页。

  [②] 学界对中非关系阶段的划分大体一致,仅在细节处有所差别。参见张永蓬:《当代中非关系发展阶段划分之我见》,《西亚非洲》2007年第1期,第54-60页;王晓波:《当代中国外交历史分期问题述评》,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2期,第69-74。

  [③] 中国对非援助思路与机制的变化比较明显,学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区别主要在时期划分的详细程度方面。参见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年。

  [④] 中非经贸往来思路的具体转变,参见李计广、张汉林、桑百川:《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第8-13页;杜荣:《建国 60 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回顾与启示》,《国际经贸探索》2009年第10期,第4-8页。

  [⑤] 非洲国家呈现较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参见文雪梅:《非洲经济增长仅次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华工商时报》2012年5月18日第A02版。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被多数非洲国家的官员所认同。在本课题组面向非洲外交官所做的调查问卷中,54%的外交官认为本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32%的外交官认为本国经济增长比较缓慢。

  [⑥] 面向非洲外交官的问卷调查显示,11.11%的外交官认为非洲与欧洲的关系将更加紧密,11.11%认为将减弱,33.33%认为会稳定在目前状态,另有44.44%选择不确定。这说明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对非洲的影响逐渐减弱。

  [⑦] 北非60%的出口创汇都来自与欧盟的贸易,而南部非洲国家制造业1/3的利润依赖于欧洲市场。参见苑基荣:《欧债危机深度波及非洲》,《人民日报》2012年6月5日,第 022 版

  [⑧] 赞比亚的卢安夏矿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卢安夏铜矿是赞比亚重要的矿山之一,但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卢安夏铜业公司于2008年12月全面停产,原控股股东恩雅控股公司(Enya BV Holdings)受自身规模限制,难以抵御铜价下跌的影响,于当年底宣布退出。为恢复生产,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赞比亚政府宣布进行国际招标。2009年4月,中国有色集团向赞比亚政府递交了对卢安夏铜业公司股权收购、复产、复建的一揽子收购方案,并于6月6日正式签署卢安夏铜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⑨]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的一本书而得名。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政治协商会议性的运动。在 15 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目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消退,但是,北非动荡使一些学者产生“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可能到来的猜测。

  [⑩]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洲热”对非洲构成威胁:第一,中国侵占非洲土地,掠夺自然资源,使其再殖民化;第二,中国不关注非洲的民主、人权、良政和环境;第三,中国产品的涌入使当地企业和产品陷入困境;第四,中国企业带着本国劳动力来到非洲,很少雇佣当地劳工;第五,中国无条件提供贷款,增加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参见[中非]蒂埃里·班吉著,肖晗等译:《中国,非洲新的发展伙伴——欧洲特权在黑色大陆上趋于终结?》,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2页。

  [1] 杨洁篪:《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纪念新中国外交60周年》,《求是》,2009年第19期

  [2] 李安山:《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兼谈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思考》,《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15-32页。

  [3] 罗建波:《理想与现实:非盟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建构》,《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第48-55页。

  [4] 罗建波:《如何理解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国际论坛》,2007年第5期,第31-36页。

  [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lowing Growth, Rising Risks, September 2011, www.imf.org

  [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lowing Growth, Rising Risks, September 2011, www.imf.org

  [7] 苑基荣:《欧债危机深度波及非洲》,《人民日报》2012年6月5日,第 022 版

  [8] 《欧债危机深度波及非洲》,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20611/6591365.shtml

  [9] 胡美:《新兴援助者与非洲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4期,第22-28页。

  [10] 欧亚咨询集团:《2011 年全球政治风险评估报告》

  [11] 周浩等:《中非贸易:历史性跨越》,《中国海关》2012年第12期。

  [12] 梁明、李光辉:《2011年中非贸易现状及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9期。

  [13] 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fuwzn/swfalv/201205/20120508154215.html。

  [14] 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和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6期,第4-11页。

  [15] 唐晓阳:《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发展浅析》,《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17-22页。

  [16] 周浩等:《中非贸易:历史性跨越》,《中国海关》,2012年第12期。

  [17] [中非]蒂埃里·班吉著,肖晗等译:《中国,非洲新的发展伙伴——欧洲特权在黑色大陆上趋于终结?》,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8-9页。

  [18] 《非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市场》,新华网,2011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10/c_122017594.htm,2012年6月20日登录。

  [19] [中非]蒂埃里·班吉著,肖晗等译:《中国,非洲新的发展伙伴——欧洲特权在黑色大陆上趋于终结?》,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13页。

  [20] 《非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市场》,新华网,2011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10/c_122017594.htm,2012年6月20日登录。

  [21] 《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晓东就利比亚问题接受媒体联合采访》,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zjg/xybfs/xwlb/t829228.htm,2011年6月9日,2011年12月31日登录。

  [22] 才扬:《利比亚表示欢迎中国企业重返利比亚》,中非合作论坛网站,http://www.focac.org/chn/zxxx/t889999.htm,2011年12月23日,2011年12月31日登录。

  [23] 陈德铭:《全面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09年2月11日,第3版

  [24] 吴文坤:《非洲水泥市场回暖,中材国际20亿合同“起死回生”》,《每日经济新闻》,2009年10年9日,第5版。

  [25] 殷淼:《中国尼日利亚签署投资逾8亿美元铁路建设合同》,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09年10月27日,http://www.focac.org/chn/zxxx/t622740.htm,2010年1月16日登录。

  [26] 郭京:《非洲有望成航运业最重要支撑》,《中国企业报》,2009年11月1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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